袁永熙（1917.02.08-1999.12.13），1938年秋考入西南合伙大学经济系，同庚12月干涉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通告、总支通告。1940年9月任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1943年回到昆明到西南联大复学，任西南联大党的第一支部通告，“12•1”反内战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1946年回到北平任北平、天津南边局系统地下党负责东谈主。1947年9月24日袁永熙与夫东谈主陈琏遭国民党逮捕，1948年经多方营救保释出狱。1949年寰球解放后淫妻交换，袁永熙在共青团中央学生部任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党委通告、校长助理。1957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做事，后调河北省南宫中学任教；“文化大更动”技能受到狞恶坑害。1978年平反后召回北京。曾在原北京经济学院任代理院长、院长。

陈琏（1919—1967），陈布雷最小的女儿。1939年7月加入共产党，同庚考入西南联大，1942年赴重庆中央大学。1947年8月10日与袁永熙娶妻，同庚9月24日两东谈主因涉嫌为共产党间谍被捕，解赴南京。在她父亲陈布雷的运动下，蒋介石准予特赦。新中国成立后任后生团中央委员。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后，陈琏被动与袁永熙离异。1962年8月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1967年，陈琏在文革风暴中自裁身一火。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琏举行了平反雪冤大会。

1947年8月，陈琏与丈夫袁永熙合影

爸爸的生命之旅最终照旧在二○○○年的门坎之前止住了脚步。他曾如斯留念的这个世界对此似乎并未留心，寒暑易节，熙来东谈主往，转瞬又是一年。

当每个个体生命走到止境，总结天然的怀抱时，才显出不异的轻细与无奈，故而佛家才有众生对等之说。但在无神论者看来，个体生命惟有在与现实世界的考虑中才很是旨，才有东谈主们赋予它的各式价值，也才有为现实这种价值而产生的冲突和因因相循的不对等。爸爸将强的走过了陡立的一世，“咬定青山不用弱”，险些是出于本能的维系着这种考虑——尽管这种考虑随机是那样费事，现实世界是那样粗砺，简直就像对生命意志的考验。当数以百计的东谈主们冒着严寒来向这位枯瘦不胜、放荡身段的老东谈主作终末的告别时，悬于他们心中的并不是他的任何名声或业绩，而是他本不应该遭受的沉重的苦难。

有一种说法：一个东谈主一世中好日子和苦日子节略上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前半生苦日子过得多，后半生剩下的就多是好日子，反之亦然。可爸爸的一世中苦日子真实是太多了，多是不成比例，多到照旧让他不知谈该对好日子抱什么样的期望了。每念及此，总使我唏嘘不已。可爸爸从莫得那么多伤感，他老是以为：好日子也罢，苦日子也罢，反恰是要过的。只须我方心里得意，就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挨过。

被打成右派以前，王蒙曾有过这样的诗境：悉数的日子都来吧，咱们要用彩色的缨络编织你们……当悉数的日子都以前以后，东谈主们会发现，日子是咱们一天天过的，可怎么编织它们却不全是咱们的主不雅愿望所能决定的，照唯物目的的说法，东谈主的骨子乃是其社会联系的总数。这句话目前常常被援用来作为建立联系网的表面依据。除了这种极点唯物的用法，这话真实亦然“辩证”得让东谈主只可对着他宿命的发怔，因为咱们照旧不知谈咱们所遇到的这些社会联系是怎么样“总数”起来的。

（一）

袁家的祖籍在贵州修文，是个渊源久远的官宦世家。四百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举，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繁荣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仕进，竟绵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举，先在贵州某地，后到河南确山当知事，以后又升任不雅察使，负责督办黄河水利工程。到我爷爷袁祚廙这一辈，科举磨砺在一九○八年被驱除了。虽说流年不利，但官总还得有东谈主作念。袁门第代官宦，攀亲不乏公卿权门（我的两个姑奶奶一个嫁到清朝“盛京将军”赵尔巽家，一个嫁到军阀徐世昌家），自有仕进的门谈。加上爷爷精通文墨，又“一笔写不出两个袁”，在小站练新军的期间就进了袁世凯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个营口谈台的官职，也算是不屈辱祖宗了。

辛亥更动，风浪色变，武昌举义，清廷倾覆。爷爷在谈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挟裹公帑私囊，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随着北洋军阀褫夺了辛亥更动的果实，爷爷愚弄他的“原始累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联系，驱动“二次创业”。他先是片刻万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自后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期还在北京筹备房地产和典当行，开了面粉厂和油坊，全然不见前朝遗少的黯然，俨然一个长袖善舞、颇念念高出的“官商”。自后外公陈布雷委托其时的北平副市长张伯瑾阅览爸爸的来历，以决定是否应允女儿的亲事。爷爷这些头衔和门第及朱自清、吴晗、张奚若诸教会的溢好意思之词，竟把外公劝诱了，把爸爸这个专和国民政府阻挠的“害群之马”当成了“正式后生”并录用了女儿的终生。这是后话。

爷爷先后娶了四房五位太太（正房是妹妹身后又娶姐姐，是为一房），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来长大成东谈主的惟有一半多小数）。我的亲奶奶王氏是苏州东谈主，出身低微，曾给东谈主作念过丫鬟。那时大奶奶热衷于吃斋念经，二奶奶天昏地暗的搓麻将，四奶奶周金子曾是天津出名的交际花，为解脱军阀张宗昌的纠缠，痛快嫁给儒雅赞佩的爷爷作小，然而这位四奶奶又太“新潮”，不安于室。于是中规中矩，温良辞让，勤谨矜恤的我奶奶倒显得几分得势。

爸爸是奶奶的第一个男孩，在举座伯仲姐妹中名次十二。在他周岁的像片上爷爷以他那手严谨标志的小楷题了首小诗：“浑浑元气，双目瞳瞳，合手拳擦掌，盼顾自雄，东谈主皆愿子贤人，我独愿子如痴如聋。”稚童憨态，生龙活虎，舔犊之情，音在弦外。那时爷爷正折腾在兴头上，一家老少搬到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巷子一所很大的宅院里，呼仆使婢，穷奢极侈，不仅有马车，还有汽车，处处都涌现出官宦东谈主家的顺眼。但那毕竟是一个独特飘荡、充满省略情趣的年代，军阀混战，列强环伺，国困民艰，百废待举。北洋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强好胜，乱闹哄哄，爷爷不仅官作念抗争定，贸易上也显得事事辣手，惨淡筹备，自后又如《红楼梦》里说的，“底囊逐渐尽了上来”。

一九二九年爷爷死于脑溢血，那年爸爸十二岁。出丧的顺眼炫示着死者身前身后的所在，却无法幸免袁家走向雕零。爷爷身后无东谈主不错撑起家数，贸易清盘，收入暴减，米粮库的府邸转让给了归国的洋博士胡适。各房奶奶们迁到了北戎马司的四合院，依仗着爷爷和祖上留住的日渐减少的财产，过起了穷人老匹夫的日子。俗语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爸爸及伯仲姐妹靠奶奶们小数小数卖古董书画，总算衣食无忧，并上完大学。

爸爸自后谈到他们从少爷到更动者的转换时，避难就易的拿起了两条：家景中落和相对解脱化的栽种。家景中落使他们莫得祖上的余萌不错托庇了，必须准备自强家数，必须去关注将来要在其中讨生活的社会。而其时的阶层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流弊根底隐秘不了。凡是能了解事实、有正义感、有矜重心的后生学生，大都会站在大多数受压迫的中国东谈主一边，站在代表社会提升的力量一边。家景中落，亦然他们莫得什么既得利益需要捍卫，迎接社会的改良。爸爸的念念想情谊很难民化，但同期又有旧时念书东谈主那么一股劲儿，以民间难熬宇宙兴一火为己任，经常来上点书贸易气、抗争之鸣，一不妥心就成了更动党。“折戟沉沙铁未销”，群众子弟不接纳几代东谈主的灾难，很难将打抱抗争的矛头磨尽，认可小东谈主俗子亦然天经地义。我曾问过爸爸：要是仍从当年的环境驱动，让您重过这一世，您还会选择投身更动吗？他频繁最不肯意盘考这种抽象的、假定的问题，但他又不想隐秘我的问题中那吞吐怅然的含义，他说，要是宇宙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行状，过体面的生活。咱们家千年万载都是念书仕进，要是日本鬼子没打进来，咱们伯仲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东谈主会走这条路，我的姐夫叶公超、表哥杨继增自后都成了国民政府的部长。但日本的扰乱和蒋介石的不违反计策弄得国事日非、民族危一火，不改变其时那种社会景色，个东谈主出息也无从谈起。而且后生学生，满腔豪情，容易被改良社会的激进念念想所吸引，即使不切推行，也总合计比斤斤于个东谈主得失、窝无能囊、蝇营狗苟要上流些。再说你实实惠惠，当一辈子缩头乌龟，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呢？问题不在当年的遐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自后就不可照当初的遐想去作念……

说到栽种，爷爷自己便是个享乐目的者，他奔波贸易，周旋应酬，留恋酒色，天然就不细致那么多“正心忠诚修身皆家”的古训。爷爷早年寓居在天津意租界，家中早早的就有了报纸，电话，颇得风俗之先，不由东谈主念念想不灵通，见闻不雄壮。爷爷死得早，家里奶奶多，各行其是，相互牵制，是以爸爸他们受栽种的环境是比较宽松妥协脱化的。发蒙时是家中设馆，请先生来教，但内容已不再受四书五经、八股著述的局限，而且加多了数学和天然。以后上中学，眼界更广阔，伯仲姐妹多，相互影响，对社会念念潮和时事的了解和探讨也多。在阿谁大转换、大飘荡的年代，爷爷是个并不墨守陈规的“凫水儿”，只是他的转型并不顺利，“其兴也勃焉，其一火也忽焉”。先是我三伯迷上了“五四”以后的新体裁，驱动追求个性解放，以致与四奶奶的丫环生出了一段恋情并因此受爷爷的处治，竟一卧不起，撒手阳世。接着是我的八伯袁永辉驱动左倾，他是个壮怀浓烈的热血男儿，莫得那么多儿女情长，从小就自愿地历练意志，考验躯壳，随时准备整齐不二，去承担大任。他是弟弟妹妹们的头，亦然他们自后走上更动谈路的领会东谈主。一九三五年底北京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一火运动，八伯是清华大学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紧接着他又随一批学生一皆南下，干涉了更动武装。抗日干戈时，八伯已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咨询处作战科科长，是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令东谈主难以信托的是，一九四一年在康生发动的山东解放区的“抢救运动”中，八伯竟然被当作潜藏敌特枪毙了！直到八十年代末，在爸爸的驱驰讲述之下，八伯的冤案才平反雪冤，并在清华园勒石树碑，以纪其事。

其真实共产党的部队中，出身于官僚、田主、成本族家庭，并非为生存所迫或为其它利益所驱动的“另类”更动者，为数不少。我姆妈陈琏亦然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客不雅上说，其时国民党当局宁可丧失东北，退出华北也要坚持“剿共”打内战，在农村则拒不执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改以松懈阶层矛盾，这些不得东谈主心的计策把无数本来附庸于管辖阶层的后生推向了共产党的怀抱。从主不雅上说，像我父母这样的更动者，都受过栽种，具有并立东谈主格和侠义心肠，是以能杰出阶层局限去追求为遐想献身的那份崇高。

（二）

我的六舅舅陈遂，上海交大的毕业生、设置中学的闇练。他成为右派被送到宁夏去劳改后就讯息杳然。直到文革放胆后，家东谈主才取得见知，六舅舅已在大饥馑的一九六二年故去。其时劳改队让饥不择食的劳改犯我方去挖野菜果腹，六舅舅误食毒草，不治身一火，享年三十六岁，连家都没成。

爸爸的这个右派倒不是这样摸头不着当上的，不错说是在劫难逃吧。其时他在清华大学负责党务服务，服从他被清华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当作“党内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东谈主民日报》，通栏大标题是：“在斗争的首要关头叛变共产目的　袁永熙作念了右派分子遑急党的内应”，如斯骇东谈主的罪名，下场不言而谕了。

咱们小时候姆妈曾对咱们作念过这样的解释：你爸爸因为消弱了念念想改良，居功自恃，个东谈主目的推广，服从犯了失实，走到了党的对立面。这是独一逻辑上说得通的解释。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姆妈和爸爸啐啄同机一皆更动了十八年淫妻交换，她很清亮爸爸，至多便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反对了其时清华的指挥。至于反对得对分歧，惟有一个圭表：看谁在政事运动中倒下。

袁永熙与陈琏娶妻照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会上地下电台案牵累，被国民党军统密探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摘要等文献。在酷刑拷打、威迫利诱眼前，爸爸机智搪塞，使敌东谈主无隙可乘，掩护了同道，保护了组织，我方的身份也莫得露馅。一九四八年五月底陈布雷和叶公超露面具保，开释出狱。由于与“民青”考虑系已无法辩说，爸爸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一份“悔恨书”，不外他在“受共党劝诱”，“误入邪路”这类文句前都加上了“并未”二字，以示不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陈布雷自裁，一九四九年一月我父母在乔石、郁文佳耦的安排下逃出洋民党管辖下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忙活跋涉，终于归队。但在接下来的审查中，爸爸签的那张“悔恨书”成了争论的焦点。

在中央青委领先的意见中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爸爸并莫得露馅共产党员的身份，天然应该把蓝本的“变装”演到底。可其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认为，敌东谈主不知谈你是共产党员，你我方总知谈吧，怎么能丧失节气，向敌东谈主屈服呢？爸爸的老指挥钱瑛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若不签“悔恨书”，分明便是露馅我方。不仅如斯，同案照旧被开释的陈琏、邢福津、陈彰远也要被抓且归，还不知会牵累若干其它东谈主。共产党东谈主的节气不可这样坚持。这两位资格一样老、在敌东谈主黑牢中一样矢志不渝的女共产党员为了爸爸的论断宝石不下，讼事打到主理中央日常服务的刘少奇那里。刘天然知谈其中的诟谇直非，他我方早年在奉天也有过这样一段。问题是左派们动辄以殉国了的先烈来说事儿，占据着表面寝兵德的制高点，刘也不可不有所费心。于是刘少奇提笔批示：“目前顺利了，对干部条款严格些有自制。可让其从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找遍党章也找不出“从新入党”这样的刑事服务，要从新入党，唯有先开除出党，对政事态度不坚定，这样刑事服务已是莫此为大了吧。帅大姐没话说了。小袁在狱中接纳酷刑，严守心事，没给党形成任何吃亏，出狱后又积极寻找组织，是以准许他从新入党并注明“不影响使用”，钱大姐也该闲逸了吧。要是自后东谈主对老一辈无产阶层更动家的指挥艺术莫得宗旨的话，筹议筹议这个案例吧。

可自后问题照旧出在这个傍边逢源、收发于心、不错“各取所需”的论断上。其时中青委组织部长蒋南翔、学生部长荣高棠向爸爸传达这个论断时，为了安危爸爸的满腹闹心，独特强调了其中的“不影响使用”。

一九五一年爸爸率学生代表团拜访了英国、挪威和芬兰，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度派出的领先的民间代表团。其时中国与西方国度不仅莫得社交联系，且正执政鲜战场上火器相见。拜访的最冒失旨是展现了中国后生的通达、友好、感性、和慈悲尊荣，冲破了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后生都是极点民族目的的赤色干戈狂东谈主的宣传。归国后，毛泽东一度说要见一见，谈谈情况，自后也因为爸爸的“从新入党”刑事服务而不清亮之。不外爸爸总算官照作、级照评，由团中央学生服务部副部长到清华大学党委第一通告，一齐被“使用”下去。这个经由中蒋南翔起了错误作用。

那时的共产党东谈主朝气茁壮，群众都想把我方的一摊服务作念好，小数一滴地设置社会目的新事物。为此想要配一个好使的班子也不为过，爸爸有经历、有智力、有凭证，蒋以为是个好拍挡，他对何礼和爸爸说，咱们三代清华地下党的指挥捏在一皆，一定能把清华搞好。那是爸爸一世中少有的、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好日子。顺风顺水更使爸爸合计四九年无端受一个处份本来便是冤枉，这种心情如障目一叶遮掩了对他的论断中昏黑的方面：不影响使用并不暗示你莫得问题，从新入党也不暗示你旧账已清、既往不咎了。若干旧政府留用东谈主员、有政事历史问题的内行、学者不是都“不影响使用”吗？由此咱们不错斗争到蒋、袁矛盾的中枢：蒋认为“不影响使用”是我对你的施恩，因为你并不是莫得问题。袁合计“不影响使用”是我应得的赔偿，因为我本来就莫得问题。出于这种领悟上的差距，爸爸在服务中的不同意见，会被蒋看成负义忘恩；而蒋的指令差遣，爸爸总合计他傲然睥睨、发号施令，也有抵触心情。

高饶事件后，清华有东谈主朝上司指控蒋，清华党委作了阅览，认为是演叨之词，告诫处份了阿谁干部（自后按蒋的有趣升格为留党察看，中央监委没批）。然而蒋认为是爸爸调理矛盾、斗争不力，说他是司令，袁是政委，有东谈主打司令冷枪，政委看着不论。五七年爸爸被定为三类右派再次开除出党后去找蒋，蒋不见，刘冰谈话，要爸爸醒目搜检对蒋的起火。六二年爸爸摘帽，蒋说，你终末的搜检，党委认为还好，我看还差，但我尊重群众意见，给你摘帽。你那时为什么反对我？看我不行了？目前怎么样？

爸爸曾不无悲哀地自嘲说：为什么我成了右派？两条：一是被捕而莫得大胆殉国；二是“被使用”而莫得毅力到要答复蒋南翔的“二天之德”。

（三）

接下来的二十二年（1957-1979）是用遏制编织起来的苦日子。爸爸先是在京郊昌平县长城眼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了五年，他自称是“苏武牧羊”。其间曾感染羊炭疽病，许多病院都不知谈这是什么病，多亏友谊病院一位年青的入院医师猜出了病因，才得以调养。一九六二年爸爸从右派变成“摘帽右派”，被下放到冀南的南宫县教中学。蒋南翔独专指出，没送你到边域，已是很大的护理了。

五七年六月当清华党委把爸爸从进城听阐述的车上赶下来时，爸爸就毅力到连串的打击将相继而至。政事上被东谈主冷不丁推下绝壁，慌张震觫、头皮发麻、脑子发炸，也便是片刻通告的那一霎那。莫得什么可失去后，也就无所胆怯了。就像1947年秋，军统密探从房顶上纵身跃下，包围了棉花巷子甲五号爸爸他们正在开会的小屋时一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外。然而妻离子散形成的灾祸却是永恒无法愈合的。

六月中旬北京市委通告驱动揭批袁永熙时，姆妈还但愿爸爸欢喜起来，把问题讲清亮，争取党的宽恕，她也暗示了不会和爸爸离异。七月二十三日《东谈主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后生报》都在显耀版面刊登了袁永熙“陷落”为反党反社会目的右派的长篇报导。姆妈知谈此次爸爸已不可能像四九年审干时那样，说清问题，全身而退了。一场塌天大祸竟不知由何而起，姆妈内心充满慌张、躁急、灾祸、闹心和迷濛。爸爸对四九年的论断心里不服，和蒋南翔之间有矛盾，姆妈天然是知谈的，但目前演变成了阶层矛盾，撤职、开除、见报、劳改，这些事就不可不从新结实了。

让姆妈想欠亨的是，一皆降生入死十八年的小袁，怎么就不知谈谦让严慎、改良我方的非无产阶层念念想呢？怎么就不可把一九四九年的论断当成组织上的严格条款呢？这下好了，财富阶层个东谈主目的推广，终于成了右派。姆妈哀其不幸，怒其不解，一家东谈主都随着受牵累。姆妈其时的地位独特颤抖：作为大右派的内助，袁永熙的反党贪心，你小数都不知谈吗？四七－四八年的坐牢和被保释，你们亦然一皆的，确实就那么单纯吗？这时蒋南翔又出场了，向姆妈传达了两条：一）袁永熙的问题和你不要紧，不会遭灾到你。二）你叛变反动家庭投身更动，党信托你也会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划清范围的。照旧无用说更多的话了，为了对丈夫的忠诚而失去信任，姆妈不会那么作念，因为她并不敬佩爸爸是正确的或无辜的。爸爸其时对离异也没话可说，再搭上一个也没很是旨。五年后爸爸摘帽，曾试图通过复婚留在北京，姆妈拒却了。离久情疏，她已习惯了一个东谈主的宁静冷漠，不想再起波澜。在阶层斗争风声渐紧的形势下，对孩子们来说亦然联系单纯些好。

爸爸时常提到姆妈都洪水猛兽，他总说要是两个东谈主在一皆的话，姆妈在文革中就不会自裁。这个“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领悟的话可能正确，正确得险些同义反复，那便是：要是姆妈大约接受一个照旧离异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好，更动的不完好和东谈主生的不完好，她就不会自裁了。

从一见寄望到终成婚族，爸爸对姆妈苦苦追求了八年，若不是他当年是地下党的头儿，机警干练，富于考虑，颇孚东谈主望；若不是姆妈既不肯脱离更动又不可找一个圈子外面的后生；若不是周恩来、邓颖超佳耦硬把姆妈从去延安的车上拉下来，叫她回陈布雷身边；要不是上司指挥钱瑛大姐，和伙伴们的勤勉维持和催促，爸爸的追求很可能是枉费来往一场空。我能领悟姆妈万古期的彷徨：爸爸太事务性了，往常镇静，不务虚名，浅陋坦白，真挚待东谈主，但莫得诗意，莫得好意思感，莫得勤学深念念的静气，莫得“寰宇存乎一心”的自省和艰深，以致不会料到为了所爱的东谈主要使我方变得好小数。爸爸总说想那些“虚”的没用，东谈主是态度、魄力、和情势的并吞体，念念想情谊反倒不错忽略，这种“客不雅”的念念想情势使他不错不费吹灰之力的得出一个短期“有效”的论断。指标是过河，情势是架桥或找船，如斯良友。爸爸心爱下围棋，这里就惟有考虑而莫得念念想，他以致也不肯筹议旨趣，全凭多年的实战教会去与东谈主周旋。他自后教书，最心爱平面几何，险些莫得什么题能难住他。这里惟有逻辑的完好，莫得任何情谊颜色和省略情要素。这种教会目的、实用目的、不求甚解、先入之见，碰到姆妈这样认确实遐想目的者天然就不讨巧。爸爸的长项是作念事，莫得正经事作念，念念想情谊就莫得奉求，他只可“达则兼济宇宙”，不可“穷则独善其身”。我想像不出，要是文革时他们两东谈主还厮守在一皆，爸爸能给姆妈什么样的饱读励和安危。要是因为爸爸的问题加剧了她内心的负罪感，以姆妈之刚烈，恐怕仍未免一个悲催的结局。

比较之下，爸爸的散淡疏懒、不拘一格倒使他更能承罢免运的重击，不去多想缓缓也就看开了。他的表面禅是：想那些没用。我差异不出这是稍安毋躁的晴明，照旧对现实的厌倦，或者根底便是根性中的懒惰。爸爸下放到南宫中学天然是“锥处囊中”，什么课都能上，俨然一个“全才”，尽管他在西南联大基本上没务什么“正业”。南宫很穷，但习惯浑厚，有习武的传统，又是老根据地，以盛产“八三四一”战士而知名。其时爸爸从行政十级降到十七级，可到了南宫还比县长大。加上又是京城里来的以前的老更动，犯了失实可东谈主家改了（摘帽了），谁还会去为难他呢？久而久之，右派在普通老匹夫眼中倒成了可敬的东谈主。

一九六五年邢台地面震，南宫县城也房倒屋塌，爸爸一向仰赖的食堂也开不了火了。这种推行情况给指挥和共事们的“关怀”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在他们的顺心张罗下，爸爸终于抢在政事地面震发生之前，愚弄“四清”与“文革”之间片晌的间歇，第二次成婚。自后的事实讲明，要是莫得一九六五年十月底的再次娶妻，爸爸从十年大难中存活下来的可能性险些是零。

我的继母张兰芬其时是南宫中学的化学闇练，说不上多高的政事醒悟，正因为如斯，她在爱护爸爸这小数上毫不会有半点动摇。她固然是大学毕业，但不改乡土本色，为东谈主质朴，性格张扬粗野，小数事都会弄出很大响动。文革发动后，爸爸被说成是刘少奇、彭真何在南宫的定时炸弹，被斗得七死八活。我继母见势不妙，直冲县东谈主民武装部，见到支左部队首脑双膝跪到，大喊：“救救袁永熙！”也亏得这些部队干部露面搅扰，把已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爸爸救了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只须爸爸一被揪走，我继母就去搬援军，她脑子里惟有一个古板的念头：不论他有什么问题，便是不许你们打他！她不仅拒却告讦爸爸的“问题”，还故意和红卫兵浓烈冲突，让他们把本来没什么问题的她也关进“牛棚”，以便就近护理爸爸的饮食起居，一皆劳改以监视红卫兵的“更动活动”。红卫兵先是威迫要打断她的腿，自后干脆放下爸爸，驱动斗她。这样舍生忘死的引火烧身，以致不吝鹬蚌相争也要保住爸爸，我继母心肠之单纯、特性之强韧、只认天理伦常、鄙弃“更动”的戒律与教条，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她我方莫得孩子，嫡亲也早已辞世，是以他把爸爸看成我方生命的一部分，辞谢侵犯。她就像情不自禁的看守神，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爸爸身边，保着爸爸历经险阻地走出了文革的劫难。

一九七九年，爸爸终获平反，回到北京，睽违二十二年后又驱动重温仕进的嗅觉。可在我继母眼中，老袁照旧老袁，管你什么学院院长，政协委员，照样呼五喝六。日子在南宫怎么过，在北京也怎么过。不论爸爸怎么痛恨，咱们怎么劝说，她古板梗顽，一如靠近当年的红卫兵。一九九一年，爸爸中风后，终于莫得决心通过考验来收复算作的机能，吃喝拉撒睡，全靠继母操持。爸爸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莫得东谈主在跟前，就要叫“兰芬！”片晌不可离开。他一会儿起，一会儿睡，一会儿拉，一会儿尿，把继母折腾得够呛。他们险些每天都要争吵，在外东谈主听来他们像是有很深的矛盾，其实这是爸爸但愿被东谈主关注的策略。爸爸的晚年很怕孤苦，孩子从小就不在一皆，以后散在各地又都有我方的事儿要忙。目前的老伴儿虽说是荆布之妻，但爸爸在她的心目中永恒被定格为阿谁窝无能囊的摘帽右派上，对着她，“公瑾当年”，欲说还休，“老骥伏枥”，不提也罢。爸爸一世太真实，太唯物，到这种时候“最难将息”，一世的契机都已穷尽，能作念的事情都已作念完，怎么去排遣对死一火的懦弱呢？吵横蛮至少能使生活有点颜色、有点起火。我弟弟对此已习以为常，说这是他们之间特殊的交流。

每当我也不知谈怎么安危爸爸时，我都会料到生命片晌但精神敷裕的姆妈。东谈主能想些“虚”的，那是一种造化，一种崇高的欢乐，一种不甘“心为形役”的解脱。虚邈的念念想可能对你目前要作念的事情没用，但能带给你生命的充实和内心的解脱。一度听弟弟、弟妹说爸爸坐在轮椅上还随着继母去了教堂，可自后才知谈他并不是出于对“天堂”的向往，而只是不肯被一个东谈主撂在家里……

1998年9月，袁永熙（左三）的女儿（左二）出差到北京时的合影，左一为张兰芬，左四为郁文

（四）

一九七四岁首，农历除夜，浅灰色的天外中飞翔着细小的雪花，华北地面惟余茫茫。一个老乡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从二千四百公里外的云南赶到这儿的我，吃力的骑行在南宫县城到薛吴公社的乡村土路上。他满头大汗，我冻得发抖，我一再说和他换换，他或许我招待的五块钱泡汤，闭塞不肯。车拐进空荡荡的薛吴高中的场院时，我的脚已没知觉了。总算找到一个还留在学校的憨厚，他说爸爸和继母昨天就进城去接我，然后一皆去北京过年，怎么莫得接到呢？等我再骑车复返县城时照旧是暮色四合，爸爸和继母在寒风中瑟索着在路边迎出很远，脸上挂着欢喜而歉疚的浅笑。这是咱们分离十七年之后的再次再见，那昏昧的清凉，不安的期盼，羞于清楚的热情，远方疏离的时空，铸成大错的折磨，其时的场景像是缩写爸爸东谈主生的私密标记，烙在我敏锐的心底。

姆妈带着咱们离开爸爸的那年我才六岁，隐约的印象中他不常在家，许多时期一东谈主住在清华，他对咱们有点不知所措，很少亲热的暗示（也许是因为他吸烟咱们宁愿不要他亲热）。我小时候艰屯之际，爸爸倒是也没少顾虑。我患赤子麻木症后，他考虑苏联内行，每周抱我去作念电疗，又和姆妈、幼儿园的院长苏哲大姨一皆领着我崎岖楼梯练腿，使我总算没瘸。爸爸每次提到这件事都很自负。又有一次我在幼儿园摔掉门牙，流了许多血，在病院缝完针，爸爸姆妈才赶来。见到姆妈又大哭起来，爸爸见我狗洞掀开的神态，忍不住欢喜性笑了，我其时心里真恨他。爸爸回家也总一个东谈主睡在外间，躺在床上还吸烟，地上铺着一张报纸用来吐痰，本来整洁的家，他一趟来就乌烟瘴气，脏兮兮的。姆妈对他的散逸暗昧的没落气忍无可忍。那张恶心吧叽的报纸也把咱们和他隔得远远的。

艳母qvod

一九六二年夏，姆妈调到华东局服务，赴上海前夜，刚刚摘帽的爸爸提倡要再见孩子们一面，姆妈还费了很大劲向咱们解释：爸爸不是坏东西，改好了。那天姆妈隐秘了，咱们被领到姑妈家。爸爸欢乐得有点伯仲无措，反反复复地说：五年不见，长这样大了。咱们只顾我方玩，爸爸在一边看着，显得泄气而无奈，姑妈握住的要咱们以前和爸爸话语，咱们也拘谨戒惧，不知说什么好。临别爸爸还给咱们买了礼物，姐姐得了一条领巾，弟弟得了一副乒乓球板，我得了一盒装在蓝色铅笔盒里的高等铅笔。在阿谁大饥馑的年代有几个中国孩子能取得这样的礼物？料到这以后不知何年再相见，爸爸忍不住亲了亲弟弟。

以后便是“十年存一火两茫茫”。文革之初，拜父母离异之赐，我和姐姐尽然也有资格当“红卫兵”，造别东谈主的反。而沉除外南宫县的红卫兵正把爸爸打得七死八活。这是一副多么错杂的图景？狂妄岁月，创巨痛仍。姆妈身后，咱们都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插队，在其时的大飘荡中逐渐被东谈主淡忘。一九七二年底爸爸“解放”出了牛棚，也知谈了姆妈的噩耗，驱动找咱们。爸爸姆妈的老一又友古念良、沈吾华佳耦从姨妈何处知谈了咱们的着落，接着爸爸就驱动和咱们通讯。要不要和爸爸收复联系，其时是有争论的。一九七三年在邓颖超的搅扰下，对姆妈的论断又作了复查和改正，从蓝本的“自裁叛党”、“敌性内处”、“开除党籍”，改为“有变心活动”、“党籍不予处理”。是以要是还像以前一样，咱们的家庭出身只算姆妈、不计爸爸，咱们背上的黑锅会轻一些，“改雅致”的契机也大一些（其时咱们被称为“不错栽种好的子女”）。不外，这纯熟自欺欺东谈主，你说你划清范围了，和爸爸不要紧了，他说你没划清，还有阶层烙迹。与其指望东谈主家开恩信托你，不如作一个梗直丧胆的东谈主，对我方真诚些。姆妈死了，家也没了，咱们总算都从农村抽调到工场有了一口“大锅饭”可吃，既莫得什么可失去的，也不图指挥的“信任”了，背不背这口黑锅又有什么两样呢，爸爸总归是爸爸。同是受压迫、被敌视的东谈主，何不期望团结、相互撑持呢？问题在于：十七年的分离是父子情谊一派空缺，印象也大多是负面的——多年来姆妈栽种咱们不可自利、不可懒惰、不可放任我方，爸爸都是现成的“反面课本”。不外情谊是不错建立的，要是你需要况兼爽直去尝试的话，爸爸的信写得很认识、坦诚，又不失尊荣，是我了解了他曾经一度光线。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无数老干部被打倒，爸爸不外是个“先驱”圮绝。无篷的划子在风雨中飘浮，也渴慕有一个松懈的港湾。六年多远走高飞之后，料到除了云南林学院的未婚寝室除外，在远方的河北又会有一个家，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顺心……

这个家独特节略，“干打垒”的平顶房，砖地，一盘土炕占去了小屋的一泰半，炕与门之间靠墙有一低矮的土灶和水缸，门右边窗下那张简略的书桌才教导东谈主们这是个憨厚之家。爸爸怕分离十七年、沉寻父而来的男儿对这个家太失望，才决定在南宫迎我然后一皆去北京。不想铸成大错，被我撞破。爸爸过虑了。姆妈固然品评爸爸，但她的品评给咱们缔造的谈德准则却是：“英武不可屈，贫贱不可移”，“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从那以后我每次的省亲假都是昆明—南宫—北京。

爸爸从不吹嘘我方，即使是为了孩子们的“总结”。他们的一又友们则合计责无旁贷，在咱们眼前对爸爸倍加赞赏，什么错划右派，全是扯淡。我的十四姑父孙国梁魄力最显着，他是北京市栽种局的老局长，亦然爸爸从小的一又友，一九四六年爸爸带“南系”的地下党员从昆明复员回北平便是通过他与“北系”组织建立了考虑。其时姑父家里常常结合着一批老干部一皆骂“四东谈主帮”，关注周恩来、邓小平的整顿，为蒙冤者上告出主意，为各地更多老干部复出服务想办法、找路线。爸爸我方不说什么，只是三天两端把我往姑父家带，让我我方去听去想。姑父对爸爸独特的规则周全，每次都要送到院子大门口。他每次翘起大拇指对我说：你爸爸，好东谈主，硬骨头。

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回北京，服务一时无法安排，在中央办公厅落实计策办公室维护。一天他指给我看对面房间一位高个的老东谈主，说他是胡风，他们正在办理他的讲述。其时在胡耀邦主理下，不论是哪次运动、哪个时期、什么东谈主批示的，冤假错案有若干平反若干。一九八○年春节爸爸和方群一皆去给胡耀邦贺年，胡问爸爸本年多大了，爸爸说六十三了。胡接口说：“六十三大了点了，作念不了若干年了”，他一指坐中的胡启立，“要像他阿谁年龄就前景万里了。”爸爸的问题还不啻是年齿，二十二年右派已把他的锐气磨尽，再说那么多的老干部要服务，服从东谈主浮于事，谁也干不好。然而早早退下来又不痛快，平反后走个过场就退，像没平反似的。一九八二年爸爸去北京经济学院当院长，一九八六年以后还当了几年咨询人，第六、第七届寰球政协委员，算是对他二十二年右派的政事赔偿。政协如期组织委员们到寰球去考察，了解民间难熬。八十年代转变中的深层矛盾露馅还不充分，浩大的心情也比较乐不雅，爸爸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并不高。要是是与东谈主来往，他独特慎重，不松懈抒发我方的观点，怕引起别东谈主不快，便是过后也不加以批驳，不欺压别东谈主，不愚弄别东谈主，厚谈的近乎无能，浅笑中总有种略显傻气的歉意，好像在说：尊驾的高论真令东谈主佩服啊……要是我在北京，他心爱带着我去拜访他的老一又友、老共事，显配显配他还有这样个颇上台面的男儿。其实我嗅觉取得，二十二年的东谈主下东谈主使他的念念想情谊绝对难民化了，一朝又回到北京这个职权中心，和真实做事的官儿们打交谈，他自信不及，资讯不及，显得褊狭。这时有我在驾御，他嗅觉会好些。他常痛恨弟弟不善与东谈主来往，而且不肯“练练”，即陪他出访。我不禁心里偷偷可笑：咱们“练”它干嘛呀，那都是你最该去练的事儿。爸爸的机动，随机使我纳闷，二十多年的灾祸压抑缓解之后，涌现出来的竟只是念念想情谊的洗尽铅华。是他把我方的遇到通天彻地地想透了，照旧他根底就莫得想……彻绝对底地只活到今天。

爸爸我方说他年青时亦然矛头毕露，以后当上了右派才不得不经管。他一再警戒我，要懂得在战斗中侧身而立（鲁迅），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更不要得理不饶东谈主，因为一张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东谈主。他对我的倔强、率直、雄辩和吊儿郎当险些失去了信心，以致恨恨地说：“你会像风一样，将来下场很惨。”文革后期，社会上实惠之风劲吹，打产品、作念成衣、练厨艺，爸爸但愿我这个“少年政事侠客”收收心，学点实惠的身手，我不屑一顾：要学就学“万东谈主敌”。一九七七年收复高考后，我联结读了七年书，然后又留在大学当憨厚。不外爸爸的这句哀吊，照旧在我心头留住了暗影：咱们这个家被弄得一鳞半瓜，连爸爸也莫得自信把它从新凝合起来。这个影响会一直延迟到将来。咱们和爸爸重圆时照旧长大成东谈主，生活谈路照旧定型，十七年莫得交集的经历，他也很难教导咱们什么，他的教会还停留在以前，而咱们已急不可待地冲向改日。改日并不会自动调养这个家庭的创伤，以致会“复制”出雷同的创伤。

（五）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外公陈布雷终末一次看到太阳升空。在他决心自裁以了却一切郁闷之际，他仍然坦然不下半年前才保释出狱、我方有“严加管教”之责的女儿和东床。他们至少是念念想上“亲共”，这已是东谈主所共知，我方身后，当局会不会再找他们艰苦，令东谈主担忧。怜儿是他一世的心病，为父的话，她总认为是替国民党当局说的。在这人情世故之际，不要再颠簸这块伤痕了。于是他打电话叫来了正在中央信托局上班的爸爸，作了一番临终叮咛。他说：“我一世最大的失实是从政而不懂政事。投在蒋先生部属，终至不可自拔，如今悔恨交加。”他肃静了好一会儿，话锋一瞥，切入正题：“政事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像目前这样，凭我方的身手，作念点对社会故意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事中去了，千万，千万！”背面那句莫得说出来的话是：你们要是再出事，我可就保不了你们了……更多的话也不必说了，到未来太阳升空的时候，为父之心就将大白于宇宙了。

可叹的是“布雷鸣过后，迷津仍不醒”（陈布雷早年在上海办报饱读励国民更动时，著述备受珍摄，有诗赞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在爸爸姆妈看来，外公之死预示着独裁管辖的瓦解，在东谈主民住持作东的新中国，不会再有昏黑的政事，惟有为国度快速工业化而执行的管理、调换和协商。姆妈是学历史的，天然知谈新王朝建政后的职权重组意味着什么，但政事作为一种妙技，只须不是为了一党一家的私利，而是为了国度民族的出息，便是谈德的，便是合理的。

爸爸服务十字架走过了二十二年，生活得很重荷。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他都想过些什么，咱们今天己无法去探究。他一定仔细地谛视过我方的一世。因为他不得不写许多的“搜检”和“交待”。看着这些材料，我感到心酸。

一九九六年我和爸爸在北京终末一次齐集。其时爸爸已中风多年，深居简出。那年爸爸七十九周岁，按照“作九不作十”的旧例，郁文大姨、乔石叔叔在家里设席，请咱们全家，为爸爸作念寿。那天为了把他的轮椅从楼上搬到楼下，忙乱中忘了他的假牙，服从寿星老只可靠近满桌菜肴在一旁陪坐，回到家里再一个东谈主意思索然地补吃带回来的菜。不久，我出了国，再也莫得见到爸爸。

爸爸死一火后，有东谈主写了一篇著述，标题是：“凄风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催东谈主生。”其实爸爸的一世很丰富，大起大落，云蒸霞蔚。他是陈布雷的东床，又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第二条阵线”上的指挥中枢成员；他管理过最高学府，也教导过农民的孩子。他曾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敌伪财富科罚科的科长，曾经是《东谈主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红卫兵揪斗，曾经在政协举手；他拜访过许多国度，他和许多指挥东谈主有来往……这些都不是“悲催东谈主生”四个字就能详尽的。拜访者们要是莫得对具体历史期间的了解，很容易被他暗昧的外在，谦善的颜色和平实的言谈所劝诱。

今天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写爸爸上个世纪的故事，嗅觉上总隔着一层什么。这不单是是因为手头险些莫得尊府，也不单是是因为我和爸爸一皆生活的时期很短，而好像是爸爸的经历很陡立，而内心太毛糙，以至我都不知谈该告诉东谈主们些什么。不论怎么样，我照旧把我能抒发的有趣都说了。

本文原载《老像片(第25辑)》，山东画报出书社2002年10月出书。原题“欲辨真理已忘言”